养蜂人家

你做这个片子的动机是什么？

我开始拍摄的时候，是对老于五十年的养蜂经验感兴趣，对于蜜蜂本身感兴趣，也想关注生态变化和蜜蜂的生存状况。老于的儿子茂福回来以后，我也以为可以通过茂福向父亲学习养蜂来继续这个主题。但是，他们父子因为观念和性格的差异，经常闹得比较僵，很少在蜂场拍到他们一起工作的镜头。我慢慢地就放下自己原来的设想，重新去体会这家人的生活——周遭的自然环境，日常的片段和节奏，家庭成员各自的出发点，他们的内心状态，他们的相处方式......渐渐地，片子的真正主题和焦点就浮现在父子两代人的冲突和交流上。我自己当时也和茂福一样，回国后也面临前途的选择，和父母交流也存在很多障碍，这是当时我自己的人生轨迹与这一家人的交叉点。同时，从他们的生活现实和父子关系，你也可以看到当前乡村老人与年轻一代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和困惑。

你为什么会选择拍摄一个养蜂人的家庭？

我搬到山西以后，所住的村子离老于家住的山谷很近。老于的蜂蜜在当地非常有名。我第一次到那里买蜜，就很喜欢他们家的院子和周围的竹林，抬头可以看山。老于双眼矍铄，满是皱纹的脸，仿佛一张地图。他养了五十年多年的蜂，和他的家人带着蜂子走遍中国大江南北。我当时对老于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养蜂知识非常感兴趣，想拍摄一个关于老养蜂人的片子。

在拍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什么预想不到的事情？这些挑战后来给片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？

在茂福回家以后，我想拍一个农村年轻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和父亲一起养蜂，重新和他的土地发生联系的故事。我当时的预想是，要么茂福会很快一走了之，要么会慢慢产生对蜜蜂的兴趣。最后，茂福留下来了，他尽量地去适应，挣扎了一年，最终还是再次离开。拍摄这一过程中年轻人的那种挣扎，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挑战。

在拍摄过程中，茂福的角色其实容易被强势的老于盖过。有些时候，我觉得自己还是太急躁，很难站在茂福作为年轻人的那边去体会他的立场和处境，这样一来，关于茂福的素材会相对弱一些。

开始的时候，这家人同意你拍摄吗？他们看过这个片子？对这个片子他们有什么评价？

我和他们从一开始就挺投缘，渐渐地他们待我有如家人一般。要是哪天我没去，他们会打个电话问问我在哪儿。拍摄的时候，饭桌上总有一副我的碗筷。老于常和我聊起他年轻时候一个人闯关东的日子，常常说一个人出门在外不容易，对我这个独在异乡的年轻人也格外关照。而茂福，我也常和他谈自己的一些家事。他似乎很能理解和包容我，对我这个姐姐很照顾。有时候我觉得，这一段朝夕相处下来，他们父子比我更了解自己当时的状态和需要，就这一点我尤其心存感激。

片子完成首个两个多小时的初剪之后，就委托一位在那里曾经一起工作过的姐妹，拿到他们家放给二老看。我当时很紧张。因为在多伦多怀孕了，没办法回国到村里。结果他们看了觉得还挺好，老于看着自己和老母亲那一幕挺动容——他的老母亲拍摄过后一年便去世了。老于评价说：“那个时候，我和茂福经常吵，家庭嘛，就是这样，吵吵闹闹的。”

你觉得这部片子里的农村家庭矛盾折射出怎样的当前中国城乡差异，以及现代与传统的碰撞？

这部片子主要讲述，在当前中国城市化发展迅速的背景之下，生长于乡村的年轻人从城里回到村里，尝试与土地和自己的家庭再次连接，由此而来的两代人的观念碰撞和感情故事。我其实犹豫很久，是不是要去拍城市里茂福的生活，后来决定将城市作为茂福坐在车窗边时所滑过的背景——城里高楼林立，车水马龙，茂福四处辗转，却没能真正地融入进去。但是茂福的观念慢慢地受到影响，他对蜜蜂和自己的村庄感觉疏离，他意识到市场的变化和需求，但还没有形成一个具体的想法和行动。另一方面，他和老于的相处方式，在回到村子之后，依然是传统里父与子的角色，家里必须以父亲为主，年轻人探索的空间比较有限。

而老于虽然有五十多年的养蜂经验，但面对市场当前的变化和自然生态的恶化，老于对蜂场的未来心里也没有底。在传统里，父亲是要辅佐儿子成家立业的，老于对此仍是尊崇的，因此他内心充满焦虑和不安。

片子里有只鹅，总跟着老于或茂福，它在片子里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？

最初拍摄的时候，我一直希望老于把这只鹅引开，因为它攻击性很强。在家里，它就只喜欢老于和茂福，对其他人一概咬大腿。有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，我坐在院子里，发现这只鹅独自跑进茂福住的窑洞里。我好奇地跟进去，一看，茂福坐在床上用手机听音乐，而它就在床边时不时轻轻地鸣一声，时不时还摆动着它的双掌，俨然是茂福的陪伴者。这一幕挺动人的，从此以后，我就把这只鹅当成一个角色，让它自由地在镜头里出现，后来也没有想到它是那么的顽皮和幽默。

您是怎么开始和米拉电影公司合作？ 请分享一下合作的过程。

我回国以后参加过草场地的纪录片工作坊，2010年在那里认识米拉电影公司的负责人Vadim Jendryko.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导演。我非常喜欢他的纪录片《一个女人和五头大象》，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，就一直时不时保持联系。开始的时候，我是一个人在山西拍摄，拍摄过程中不时通过邮件保持交流。2012年，拍摄接近尾声的时候，他偶然再次来到北京办一个工作坊，有机会看了我一些拍摄的素材，于是提议他们公司帮忙筹钱做后期。同年11月，我在蒙特利尔电影节见到米拉公司新晋的制片人Susanne Guggenberger, 两人一见如故，交流也比较顺畅，后来的合作也非常愉快。米拉公司很小，但是有艺术理念，办事风格非常人性化。尽管我是头一次做片子，但是他们很尊重也很支持我的想法。整个片子的后期制作，很多时候，他们在瑞士，而我在加拿大，都是靠网络维系，他们也很耐心。

请谈一下你和Vadim Jendryko的合作感受。

我挺欣赏Vadim做的片子和他的为人，从一开始就比较信任他。Vadim在Mira Film介入之前，我们就一直保持对片子的交流。最后有机会和他一起共同剪辑这个片子。整个片子150小时的素材，从头到尾，只有我一个人看过，然后和以前的两个编辑一起整理出一个2个多小时初剪版本，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倆进行合作。我们对片子的主干进行讨论，如果缺乏素材了，我会向他提供各种细节的可能性，然后一起进行选择。虽然我们文化不同，但是对于事物和人物的感知，很多时候我们比较相通，关于片子的交流其实还是比较容易深入。有些时候对具体的人物之间的矛盾和感情处理方式，我自己感觉是很自然而然的，他会从外部提出问题，引发我再次打量自己的文化。另一方面，很多时候，我们发现在个人情感需要和家庭矛盾方面，不同文化之间其实会存在很多相通点。